扒车喵导语
大唐帝国基业的实际奠基者李世民，本是一位雄才大略、胸怀宽广的英主，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皇帝。南诏开始时为大唐治下，官员们自然必须通晓汉文，否则怎么能够承上启下顺利执行公务？因此，不存在是否接受汉文化的问题，而是本身就是在汉文化的直接熏陶下，从一开始就深受汉文化的影响。因此南诏自王族开始，本身就是唐文化的直接继承者，而不是所谓模仿者。南诏文化直接继承自大唐文化，而不是模仿大唐文化。咱们今天就来说说有关南邵的文化和文字的形成。
南邵文化是大唐文化的继承者
大唐文化包容四海，四方夷狄也倾慕大唐，以受唐风化为荣，以率习儒学为耀。即便是被迫叛唐的南诏君主阁罗凤，也是一个“不读非圣之书，尝学字人之术”的人。因此“异牟寻颇知书，有才智，善抚其众”。到了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寻梦凑的小儿子劝丰祐的时候，竟然已经到了“慕中国，不肯连父名”，连来自自己祖宗、根深蒂固的本民族文化也不要了。
丰祐的孙子隆舜，本也是大唐文化的潜心研习者，不仅写得一手高水平的汉诗，甚至在大唐使者到来之时，也不失时机地抓紧时间虚心讨教《春秋大义》，虽然距今已经时隔千余载，其倾慕大唐文化的模样仍然呼之欲出。
异牟寻归唐以后，西川节度使韦皋为了笼络南诏，而异牟寻也为了表示对大唐的忠诚，每年还派数十成百的王室成员、贵族子弟，以人质的身份到成都和长安学习汉文化，以后形成惯例。
这些就学于成都的贵族子弟，将汉文化带回了南诏，扩大了大唐文化在南诏社会里、特别是朝廷中的影响。不仅南诏王异牟寻自己上书说：南诏是“人知礼乐，本唐风化”，就是唐朝大臣也认为南诏是“道光殊俗，礼慕华风”。“群蛮之雄者曰南诏，率以儒为教先，彬彬然与诸夏肖矣。其向风仰流，归吾化哉！”在大唐文化的直接教育、影响下，南诏涌现出许多用汉文进行文学创作的诗人和文人，他们的部分诗文又流传到了唐朝内地，并且正是通过内地文献的保存与传承，才得以流传到今天。
由于后来善于理财的西川节度使杜悰，没有从政治角度出发考虑问题，简单地为了节省费用开支，限制南诏子弟及入贡的人数。
此举直接阻碍了南诏与唐朝之间的正常交往，引起南诏方面的不满。“杜悰自西川入朝，表无多内蛮傔，丰祐怒，即慢言索质子”，这导致唐诏双方出现裂痕，为咸通间南诏侵犯大唐，埋下了祸根。
南诏文化具有多元性
南诏文化的多元性，主要来自内外两个方面。
南诏是由云南地方民族建立的政权，有着自己民族文化的本源。然而南诏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权，朝廷中既有王室本族的乌蛮，同时也有大量白蛮和其他民族，甚至汉族大臣在朝廷中执政。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，南诏文化中确实都有这些民族文化的成分。但是这些民族文化、包括王室本族的乌蛮文化，虽然在本民族内部及所控制的地区盛行，甚至影响逐渐扩大，后来成为影响南诏全境的文化，如佛教文化及乌蛮的火葬文化，但都不是从始至终对南诏产生根本影响的文化系统。
而在南诏君主们倡导下的南诏官方文化的本源，依然是大唐文化，因此南诏的经济制度、政治制度、军事制度、文化制度，均直接继承自大唐，连绵不断、受益匪浅。南诏文化自始至终是以博大精深、胸怀开放、兼容并蓄的大唐文化为主流，并且受其潜移默化，南诏文化中同样具备大唐文化的这些特质。经过不断发展，在不断发扬本民族文化传统，不断吸收周围地区不同类型文化的基础上，而逐渐形成了富有自己民族特色、地域特点和时代特征的文化体系。
南诏文化具有多元性。而南诏文化的多元性，也是来自内外两个方面。
一方面南诏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的政权。南诏境内民族种类繁多，各个民族都有独特的文化类型和文化特色，相互之间大相径庭。这种文化多样性，决定了南诏文化就其人文基础而言，就已经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多元性。
一方面南诏周围同样存在着一个有着众多民族国家、众多民族文化政权的环境。在南诏政权“阐三教，宾四门”对外开放、兼容并蓄政策的导引下，来自周邻地区的各种异域文化，如吐蕃文化、骠国文化、古印度文化等，也荟萃南诏，南诏境内文化因之百花齐放、异彩纷呈。
南邵的文字
由于在唐代的时候，南诏各民族中，还没有形成本民族通行的文字。因此，无论是南诏官方，还是民间，通用的是汉字及汉文。因此，南诏时代留下的所有的文字记录资料，包括碑刻、物品刻字、绘画题记、文书、经卷，以及个人的文学创作作品等，全部都是用汉字、汉文。
南诏开始本为大唐治下，自然通用汉字、汉文。独立建国以后，也仍然是大唐的藩属，在与大唐朝廷及剑南节度使等中央及地方部门的交往中，依然离不开汉语、汉字。南诏政权自始至终全部使用汉字，部分碑刻文字所用字，为武则天颁行的字体，同时还运用了唐代民间流行的增减笔画的俗字体，或减少笔画的民间简化字，但依然属于标准的汉文化范围内的汉字体系，而不是其他民族文字，抑或所谓的白文系统。
就语言文字的系统性而言，白蛮的大部分语言，本身属于汉语言系统。并且白蛮及其后裔民族白族，自始至终没有产生自己的文字系统。“唐宋时代，白族曾借用汉字创制了古白文，亦称僰文。古白文是借用汉字，再加上一些增删汉字笔画所新创的‘白字’组合而成的一种文字。”
其使用汉字的同音字，来记录白蛮语中的纯夷语部分内容，即所谓的白文，虽然从语言角度确实属于民族语言，但是从文字的角度，则并非是一种新创造的民族文字系统，如后来的西夏文、水书等，而仍然属于发生变异的汉字系统。
由于南诏通用汉文，南诏书法皆汉文书法。南诏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，有王蛮盛书丹的《蒙国大诏德政碑》文，有王奉宗等书写的《南诏中兴画卷·文字卷》，还有一些僧侣们书写的经卷《护国司南抄》等。《碑》为汉族大臣所书，《文字卷》为南诏大臣所书，而南诏大臣本为受汉文化教育出来的，《经卷》亦正规汉文书法。因此，南诏的书法作品，也是属于正规的汉字书法系统。
由于南诏没有科举制度，因此没有受到儒家文化的同化，“故云南尊王羲之，不知尊孔、孟。我朝收附后，分置省府，诏所在立文庙，蛮目为汉佛”。同时南诏后期崇尚佛教，“其俗多尚浮屠法，家无贫富皆有佛堂，人不以老壮，手不释数珠；一岁之间斋戒几半，绝不茹荤、饮酒，至斋毕乃已”。
而南诏人民学习汉文，乃是一种日常应用的工具，必然认真学习书法，因此南诏才会出现“书有晋意：俊秀者颇能书，有晋人笔意。俗重王羲之，不知尊孔孟”。由于受到大唐风气影响，南诏不仅重视书法，连唐太宗喜欢王羲之书法这一点个人爱好，也由大唐流风所致，而为南诏社会所继承。
《蒙国大诏德政碑》书法苍劲秀整，精通金石书法的阮元曾经分析说：“字犹是北周北齐遗法，王主二字三画皆齐，日月二字宽而不窄，以较北朝碑真相合矣”，这唐代少有的精品。《南诏中兴画卷·文字卷》字体丰润，笔法流畅，亦显大唐风格。总而言之，所有南诏留下的所有书法作品，本为深受大唐文化熏陶的当时人书写，必然均有唐人风格。
南诏时期的碑刻有《蒙国大诏德政碑》、《南诏封仓石碑》，摩崖石刻有位于云南昆明圆通寺后石壁上的元封石刻、位于四川凉山昭觉县碗厂乡不意瓦衣的发愿石刻等，全部是汉字。尽管按照后来的资料说法，在南诏时期已经出现了彝文，但是南诏官方通用文字是标准的汉文。
结语
南诏历史的发展过程，从文化角度而言，就是一个整合各种民族及民族文化，整合各种宗教及宗教文化的过程。南邵在我国历史上资源整合，实现民族大融合，最终形成南邵特有的文化特色，南诏境内文化因之百花齐放、异彩纷呈，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。
参考文献
《史记》
《春秋大义》
《文字卷》
